早在2011年，涉及超20省份的环境健康调查已在全国铺开，目前已完成第一期项目，但结论并未向公众透露。

“有一些事情，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科学家都讲不清楚，没必要给公众造成恐慌。”

中国是否存在环境公害病？官方的数据是什么？

2011年，原卫生部（即现国家卫计委）和环保部联合启动的“全国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正为回答这些问题。

调查涉及全国超过20个省份，环境调查覆盖约300平方公里，健康调查覆盖600万人口，受调查人口达到2万人以上，迄今已完成8个试点调查和25个预调查点的考察。

多位项目组成员表示，这项行政协调上跨部门，技术上跨领域，在实施过程涉及中央和地方合作的调查为“保密项目”。

网络传言的导火索

调查的导火索源于2009年网络上流传的“中国癌症村地图”，42个地点醒目地缀在中国地图上，投下污染致病阴影。据当时媒体报道，这只是全国百处致癌危地的一小部分。

此后，环保和卫生两部门酝酿启动“全国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

“群众反映这里是癌症村，那里也是。而这个项目就找到证据。”环保部华南环科所为技术牵头单位，作为前总体技术组组长，华南所副所长许振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项目锁定的重点地区，正是媒体报道的热点。

结合以往的环境资料及媒体报道，根据有明确污染物、污染事实，对人群健康影响较典型的筛选标准，首期确定了8个试点调查点位。

在各地的相关单位官方网站上，可以查阅到试点调查启动等消息。

2011年，8个试点调查正式推进。

调查第一要务是寻找公害病。上述试点人群位于“受害的最前线”，建立“环境-健康”关系也相对容易。

一期项目结束后，许振成得出了3个结论。第一，环境健康影响没有预期那么严重，基本没有找到公害病案例；第二，我国污染防治和健康防护已有重大进步；第三，我们还有未认识到的问题，例如小孩子吃土是一种很高的暴露途径。

“8个试点中，只有镉污染区发现人群的肾功能指标改变较大，其余点位的人群健康指标改变均不明显。而要证明两者的关联性，还需先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比如吸烟。”参与调查的项目组专家说，“后续还需要一套严谨、长期的监测体系。”

没有发现病例，许振成总结出了三点原因，厂关了、人搬了以及暴露被转移扩散到多个人群中，没有集中到一个人群上。

但是，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没有。“我认为肯定有。现在我们环境健康调查的任务，还要去找。”许振成说。

2012年，调查进一步扩大点位，在全国四百多个点位中选出25个预调查点，这些点位包括贵州省清镇市、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董家基地、海南金海浆纸等地区及企业。

最终哪些点位会进入正式调查，“还没有拍板。”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程红光说。

建方法，摸家底

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健康都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许振成将之分为两类：大范围低浓度长期暴露以及小区域高浓度暴露，即“准职业暴露”。

前者如北京人常年生活在灰霾中；后者则指生活周边存在一个职业场所类似的环境污染物：化工厂、矿山，这里生活的人群会产生类似职业病症状，例如镉中毒、砷中毒。

二者的健康都受到怎样的影响，如何防范？环保部“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称：我国自1990年代以来，未再开展全国性或区域大规模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

因此，调查的第二要务则是建立环境健康的调查方法，获取关键性基础数据。

“以前大家对环境健康该怎么调查，怎么确定都没概念。”许振成说。他常常拿臭味举例：垃圾场臭到无法忍耐，但臭只是主观指标,正如榴莲。而硫化氢就是客观指标。但硫化氢如何损害身体，仍需要一系列科学证明。

污染物如何从环境影响到人？调查组首先要找到特征污染物。对于河南济源铅污染区和江西大余镉重污染区，特征污染物就是铅或镉，很好识别。而对于有机污染物而言，找到特征污染物并非那么容易。

浙江台州电子垃圾拆解区，三十多年夹杂了多类别污染物，监测难度很大。

自2011年起，一名课题组成员前后二十余次来到台州，项目组首要任务是识别出特征污染物。最终，台州的结果发现，重金属污染物中，土壤中的镉和铅含量偏高；有机污染物中，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偏高。

“项目涉密，不便透露”

不过，在环境健康成为热门话题之际，这项大规模调查却罕见媒体报道，仅仅有零散的当地政府接待课题组的消息。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采访17个案例地，均不能获得相关回复。

其中，江西、山东等地表示项目涉密，不便透露。“这个项目已经和环保部签订保密协议，我们不能透露具体信息。在大余的调查已经完成，成果已上交环保部，你可以去问他们。” 江西环保厅科技处一名工作人员说。

作为项目的技术牵头单位，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6位参与项目的专家几乎以同样的理由回绝了采访：有保密协议。其中有人直言：“我也觉得没什么敏感的，但是因为签了保密协议，必须遵守。”

“有一些事情，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科学家都讲不清楚，没必要给公众造成恐慌。”许振成如此解释。

有的当地政府怕被说是环境风险高发地，对于调查也很谨慎，甚至抵制。据上述项目组专家介绍，同为电子垃圾拆解地广东贵屿，由于地方政府的不太配合，当地的调查没有启动。

在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从街头作坊进入工业园区后，一位在当地做了多年研究的公共卫生专家计划对工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科学管理后，健康状况是否会改善？虽然园区也很配合，但她一直未找到研究经费。

“虽然保密，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透露一点健康损害的情况。”上述项目组专家说。

他想起湖南平江的案例，当地百姓反对燃煤电厂，县委书记因为群众的游行而引咎辞职了。“百姓的担忧可以理解，需要去说明的是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燃煤电厂确实会有污染，但是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它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是可以避免的。”

许振成也觉得虽有一些指标无法解答，但这不是那么恐慌的事情。环境健康的研究，正需要公众的配合。

北京的灰霾中，最敏感的人群是谁？最影响健康的污染物是什么？在二期工程中，许振成希望通过候鸟人群——“迁徙”于北京和海南的人群，来开展研究。

而媒体报道出的案例，也会给调查提供新的线索。

跨界合作的困难

这项调查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

调查原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但“考虑到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以及社会敏感性，可能还要再推迟一到两年。”上述项目组专家解释。

两个部委的合作就增加了难度。“工作做到一半儿，卫计委和原卫生部合并，机构调整，很多原来管这个的人就换人了，很多东西需要再协调沟通，接手这个东西还需要时间。”程红光说。

实际上，环保部和原卫生部的合作从2007年就已开始。当时两部委联合16个部委局制定并颁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这被视为指导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开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为推进《行动计划》实施，一个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随之成立。

但据多位委员透露，开过两次会后，再也没有接到《计划》的咨询，两个部委轮流举办的会议也中断了。

和基层政府的对接也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环境健康综合监测到目前为止还是新生事物，以前我们国家没有成熟的点位，检测对技术人员要求较高。”上述项目组专家说。

在湖南省石门县环保局副局长温林波的印象中，环境健康应该是原卫生部门的工作。虽然在环保部科技标准司下设了环境健康处，但在基层都没有对接的人员。关于环境健康，当地的工作都交给了宣教处：搞搞宣传，例如骑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