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城镇化，经济主体如企业与人口都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企业是利润最大化，人口是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最大化的衡量指标并不完全是经济指标，还包括生活环境的适宜度、邻里关系、安全等。

　　城镇化已从政策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实践中各地将城镇化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点，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农村城镇化”、“特色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城镇化”等提法涌现，城乡差距、新农村发展、乡—城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新城建设等问题备受关注。从不同学科对城镇化的阐释中可以发现，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实践中如果倚重某一角度的理解而忽视其他，则可能带来执行中的偏差，出现诸多问题。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聚集经济效益与要素空间配置

　　城镇化的动力是什么、生产要素为什么会向城市流动和集聚、均衡何时且如何达到？这是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城市经济学首先揭示了城市存在和扩张的缘由：企业空间集中，因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带来成本下降、收益上升，产生聚集经济；聚集经济效益吸引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向城市持续流动和集中，推动了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聚集经济效益下，城市的最优规模与城市效率研究。（2）极化与扩散效应下，城市与乡村腹地之间的关系研究，如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首位度、城市规模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等。（3）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及其与工业化、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产业选择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城镇化“S”型曲线及其每个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与人口集聚特征。（4）生产要素流动与城乡发展研究，如城乡要素配置与城镇化、乡镇企业与农村城镇化等。

　　发展经济学：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发展

　　发展经济学关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口的乡—城流动。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二元经济理论的开创者刘易斯，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经验，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在乡—城和农（业）—非（农产业）的同步转移规律。拉尼斯和费景汉补充了刘易斯模型对于农业发展的忽略。乔根森认为，农产品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前提，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转移的动力。乡—城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规律，乡—城劳动力转移与人口非农转化的关系，乡—城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农村发展带来的影响，城市非正式就业部门及城市贫穷、城市偏向政策，以及乡村发展政策等，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议题。

　　地理学：城镇化是城乡空间形态与结构的演变

　　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城镇化是空间经济社会形态以及空间景观演变的过程。对人口和生产要素流动的空间规律的关注，如城市郊区化现象，以及新的空间经济形态如特大城市、大都市、城市群、城乡边缘区等，是其研究重点，还包括城市和乡村紧密联系的城市—区域（City-Region）、城市聚集的城市群发展，网络经济时代的城镇化模式在从实体城市（Compact City）向城镇网络（Urban Network）的转变，交通运输与城镇化发展等。

　　社会学：城镇化中的社会福利与贫困问题

　　社会学基于社会发展视角，关注城乡关系、居民收入、福利水平、社会保障、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政治权力等诸多问题，重视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资源分布、城市贫困、乡村空心化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还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城乡户籍制度的约束、新农村建设等系列问题研究。

　　此外，资源环境学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对水、土地、能源、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损耗，以及排放的废弃物对空气的污染、农田的损害等问题。政治学关注农民的地位与选举权等问题。

　　可见，城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而实践中往往因为对城镇化理解的偏差，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偏差。

　　无人口和企业聚集的景观城镇化

　　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往往将城镇化理解为景观城镇化。为推动城镇化进程，首先开始大规模的建房、建城运动，而没有去分析研究作为其经济基础的产业支撑和人口的生活需求，其结果是出现诸多缺乏人口和经济活动聚集的“鬼城”。中国的一些资源型地区将资源带来的高收入大量用于建城，但事实上并未有诸多人口迁入。另外一些城市的新城建设，往往距离市区较远且生活设施如教育、医疗等不到位，生活上的不便利并未导致人口迁移。

　　从农村贫穷到城市贫穷：无经济支撑的人口城镇化

　　使用最多的城镇化概念，是人口城镇化，即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因城乡收入差距大，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城市偏向”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相对完备，而乡村基本设施缺乏，农业发展滞后，乡村贫困现象严重。在“推—拉”作用下，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没有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但因为缺乏经济和工业化的支撑，大量人口找不到工作，只能寄居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形成“贫民窟”，将农村的贫困转移到了城市。

　　以人为本还是资本至上：偏离生活方式转变的经济城镇化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城镇化，经济主体如企业与人口都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企业是利润最大化，人口是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最大化的衡量指标并不完全是经济指标，还包括生活环境的适宜度、邻里关系、安全等。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能够实现经济城镇化，从事非农产业，提高收入水平；但是其生活方式依然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模式之外，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不仅难以享受平等的待遇，且农民工普遍集中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城中村、棚户区、地下室等，成为城市的一个特殊身份的群体。虽然生产活动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因生产活动而带来的人口聚集，会对商品、服务市场产生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反过来拉动工业化，并推动城镇持续发展。不转变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经济城镇化难以持续。

　　城市主导与乡村荒芜：城乡对立的城镇化

　　城镇化意味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和乡村的逐步消亡吗？城市和乡村应该是一个整体，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应使全体居民能过更好的生活。如果发展重心完全转向城市，忽视了乡村的发展，那么就缺失了乡村商品消费的需求和粮食、原材料的提供。如果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城市的过度集聚、城市内出现二元结构，农村土地撂荒，儿童和老人留守，将使城乡差异和冲突加剧。

　　以人为本、城乡互动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的“化”离不开乡村，城市与乡村相辅相成，是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分割二者关系，乡村得不到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会受到束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避免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关注乡村发展，城镇化进程才可能持续。

　　未来的城镇化进程，是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间的双向流动，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两地居民的分居将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空间位置的选择，而不是身份的选择。传统城镇化，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单纯追求GDP，忽视了人性需求，忽视了人的价值实现。城市发展，不单是聚集经济效益下的经济增长，而应是聚集经济效益下能够优化的生存环境、人居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