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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附演讲全文)
2015-02-07 19:49:59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肖明        分享:

原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认为,目前中国的成本和出口优势已经大幅降低,像电价等能源成本早已超过了美国,未来中国要发展,主要需要加快创新,特别是改革,否则中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比如阿里曾被上海拒绝,因为上海太精明了。而杭州的市委书记只要阿里不出大的案子,雇用大量的大学生就行了。

“现在美国的能源比中国便宜,美国的工业用电相当于人民币(每度)1毛钱。”

1月24日,原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在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语惊四座。

根据他的说法,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2大动力,即出口高速增长和低成本,都已经结束。

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农民月工资400元,现在涨到了3000多元,是越南劳动力人均工资的5-6倍。因此,即使政府招商现在把地免费给外商,外商有了项目劳动力却未必能招到。而过去多年出口增速为20-30%,2014年出口只有4.9%。

正是因为这两个动力减弱,才使得中国经济放慢,开始步入新常态。而日韩发生类似的换档后,经济分别从过去的10%降到6-7%,10%降到7.6%。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中国2014年经济增速是7.4%,相比改革开放30年平均速度10%左右,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相比2007年14.2%的年度经济增速,中国GDP增速在7年内已经接近下降一半。

为此,中国经济已经由过去的要素低成本驱动,到投资驱动,开始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

其中从成本而言,不只是中国农民工工资是越南的5-6倍,就是从工业电价而言,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比如现在美国的能源比中国便宜,美国的工业用电相当于人民币(每度)1毛钱,美国投资商到中国来中国劳动力便宜,但是能源贵,中国的工业用电每度0.58元,所以算下来在美国本土投资,再加上由于机器人的普及,实际更加合算。

“(在美国)不用那么多劳动力,机器人24小时工作,不上厕所不吃饭,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人不停地做,机器人的投入相当于劳动力投入四年就可以收回来。”徐匡迪举例说。

为此,下一步中国加快创新显得极为迫切。

未来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关键。因为全世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23个国家要赶超,只有5个国家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要实现高收入国家,主要需要深化改革,同时用网络科技来蜕变传统业态。

比如上海曾拒绝了阿里,他们曾经到过上海,但是上海各个部门都不同意,税务局说税怎么收,营业税怎么收还有假货怎么打。“上海的各个业务部门都很精明,但由于太精明了,不高明,最后这个商机到了浙江。”徐匡迪举例说。而杭州市委书记当时只说,只要不出大的案子,营业额翻番,用大量的毕业生就可了。这些马云都保证了,现在 阿里用了三万多人的大学生。

徐匡迪总结认为,“体制制度创新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人员创业的活力,如果能做到这两者有可能。”

 

以下是徐匡迪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的演讲全文,小标题为记者所加,部分加了备注。

   

徐匡迪:

 

各位嘉宾、各位同事,刚才李伟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很好的关于经济新常态的解读,特别提出关键是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过渡时期,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如果不能引领,变成一个长时期的速度不断下降的话,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今天接着他刚才讲的,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这个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两大动力减弱

新常态是一个换档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经济减速换挡的过程。以日本和韩国为例,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日本的拐点发生在1969年前后,韩国的拐点发生在1988年前后。如果以这两个年份为界,前十年和后十年的速度大概是从10%降到6—7%,前十年日本的增长速度是10.4%,后十年的转化期降到6.3%,韩国由10%降到7.6%。(中国2014年经济增速是7.4%,相比改革开放30年平均速度10%左右,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的降速转档不仅是因为前面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有关系。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推动,一个是靠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一个是靠低成本。刚才李主任讲到,增长最高的一年出口增速达到40%以上,大部分年份出口增速都在20—30%之间,但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出现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疲软,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增长速度是外贸出口持续下降,去年外贸出口只增长了4.9%,这个增长速度对我们GDP的拉动力是非常小的。

国内的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持续下降。回想一下80年代我们开始对外开放时,人均月工资400元,因为农民一年只有600—700元,有400元月薪他觉得非常好。90年代前期是月薪600元,90年代中期是月薪800元,现在是2000多元,有的地方到月薪3000元甚至更高,相当于现在是越南劳动力人均工资的5—6倍。现在发展是政府把土地买下来,然后集中给外商,让外商来加工,再招商招不到了,劳动力也招不到了。

 

要素、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型期,曾培炎同志(原国务院副总理)在经研中心年会上有一段讲话,我引用一下,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一方面是改造老路,摒弃以往过度依赖于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开启新路,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一年、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十年、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

美国的波特教授对后发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就是卖东西,卖矿石、出口矿石,同时也包括土地和劳动力,也是要素,搞开发区,你到我这儿来,用我这儿的原料、劳动力,中国在这方面有个新的创造,就是搞“两头在外”。